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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唐摭言》
《唐摭言》是唐末五代王定保所编撰的古代文言轶事小说集,出版时间不详。全书共15卷,分一百零三门。
每卷分若干标题,每个标题下或作综合论述,或分记若干有关故实,大致前三卷汇录科举制度掌故,其余十二卷按类记叙科举士人言行。该书记叙详细、生动,又很少神奇怪异;且次序较有系统,多为《新唐书·选举志》所未备。
记述大量唐代诗人文士的遗闻佚事,多记正史所不详述者,李慈铭指出:“唐人登科记等尽佚,仅存此书,故为考科名者所不可少。”(《越缦堂读书记》)。书中还记述了不少唐代诗人文士的遗闻佚事,可以窥见当时文人风貌之一斑;又保存了不少唐人别集所失载的断章零句,可以作为唐诗辑佚的重要依据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云:“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,多史志所未及。其一切杂事,亦足以觇名场之风气,验士习之淳浇。法戒兼陈,可为永鉴。”这部书共有十五卷,一百零三门,按内容分门系事。
首先,它对唐代科举制度尤其是进士科的记载甚详。《唐摭言》载:“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,盛于贞观、永徽之际;缙绅虽位极人臣,不由进士者,终不为美……其推重谓之‘白衣公卿’,又曰‘一品白衫’,其艰难谓之‘三十老明经,五十少进士’……其有老死于文场者,亦无所恨。故有诗云:‘太宗皇帝真长策,赚得英雄尽白头!’”“永徽以前,俊、秀二科犹与进士并列;咸亨之后,凡由文学一举于有司者,竞集于进士矣。”科举为中小地主开辟了入仕途径。这在《唐摭言》中也有反映。书中列举了“孤寒”及第而登高位的事例,“随僧斋飡”为“诸僧厌怠”的王播,便是流传甚广的一例。唐王朝利用科举特别是进士试,刺激、网罗了一批中下层知识分子,调和了阶级矛盾,巩固了封建统治。唐太宗对此颇为得意,《唐摭言》记述道:“贞观初放榜日,上私幸端门,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,喜谓侍臣曰:‘天下英雄,入吾彀中矣。”书中还记载,唐代科举的试卷不糊名,取录进士除看试卷外,还要参考甚至完全依据应试者平时的作品和声誉。因之,应试者必须向“先达闻人”尤其是“通榜”者(参与决定取录名单的权要)呈献自己平时的力作,争取他们的“拂拭吹嘘”。这在当时被称为“行卷”。“行卷”多而且滥,以至“公卿之门,卷轴填巷,率为阍媪脂烛费”。一些主试官不得不规定“行卷”数量,有的对送来的作品连看都不看。诚然,也有甘当后进的知己、不遗余力提拔新生力量的人。《唐摭言》也生动地介绍了韩愈、皇甫湜奖掖牛僧孺和吴武陵力荐杜牧的事例。
科举虽较隋唐前的荐举、“九品官人法”得人,但也存在种种弊端。因其与文人的命运攸关,故竞争特别激烈,据《唐摭言》载,请托、通关节、场外议定名次等无所不有。什么“表荐及第”、“敕赐及第”、“落第重收”也屡见不鲜。裴思谦拿着宦官仇士良的信逼着主考官高锴非给“状元”不可;郭薰因和丞相于琮有“砚席之交”,进士考试尚未揭晓,就在百官到慈恩寺行香的时候散发署名“新及第进士郭熏”的“彩贴子千余”。上述种种,正如王泠然所说:“今之得举者,不以亲,则以势;不以贿,则以交”;“有行有才”之人,因“无媒无党”,则“不得举”,只能“处卑位之间,仄陋之下,吞声饮气”。《唐摭言》披露的许多事实,对于我们了解唐代科举的流弊和封建社会的黑暗很有意义。此外,《唐摭言》还记载了进士考试的制度、礼仪、活动、科举同两监兴衰的关系及“场屋”中的趣事等。正因如此,后世著作凡谈及唐代科举制度都往往从中援引资料。
其次,《唐摭言》记述了当时的文士风习,汇辑了一些诗人墨客的遗闻轶事。笔者粗略统计,全书出现了近四百人的名字,载有诗文或事迹的也有一百几十人,如杜甫、韩愈、白居易等。我们从中可窥见唐代一些诗人、文士的生活风貌,他们之间的交往,当时人对他们及其诗文的评价。有唐一代诗人很多,正史有传的却不多。《唐摭言》汇辑的一些资料,能在某些方面弥补正史的不足。贾岛是中唐的一位重要诗人,但可供稽考的资料很少,有关他的各种传说,大都散见于私人著述。《唐摭言》所载他“唐突大京兆刘栖楚”、“肆侮”武宗皇帝等故事便很有价值。关于戴叔伦“贞元中罢容管都督,上表请度为道士”的记载,不见他书,从而为研究戴叔伦生平提供了新线索。至于本书载的白居易以歌诗谒顾况、柳公权奉敕赋诗救宫嫔、孟浩然遇明皇而“无官受黜”、薛令之“以诗自悼”而被明皇逐出宫廷等轶事,都是很珍贵的文学史料。《唐摭言》收集的拾金不昧的裴度、愿娶独眼女的孙泰、解囊济人危困的郭元振、拜小吏为师的李相,还有不为“状元”名位所诱、不“轻负至交”的白敏中等故事,是历代传诵的佳话,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。
又次,《唐摭言》保存了唐代许多诗人的零章断句。如卷六《公荐》门载有崔颢的《荐樊衡书》,后为清代编辑的《全唐文》所收录。据岑仲勉先生考证,崔颢的文章留存至今的仅此一篇。若无《唐摭言》,此文也必定失传。吉中孚,系“大历十才子”之一,但其诗止存一首,文则荡然无存。《唐摭言》卷十三《无名子谤议》门却载有他的判词数句,弥足珍贵。类似例子还有。王定保留意收集诗人名士本集和别集所失载的诗文,片言只语也不遗弃,为后人提供了研究之便,这个贡献是不应抹煞的。
王定保以《唐摭言》为书名,含自谦意。“摭”,就是拾取、摘取。实际上,他不仅记述、汇辑了丰富多彩的资料(其中有几条资料已注明是从《国史补》、《实录》转引的),进行了加工、整理、分类,而且根据儒家经典和传统道德,结合各门的内容,针对当时社会的情况,写了二十多篇《论》、《赞》,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总结、评论,提出了自己的见解,有明确的所是和所非,不是“述而不作”,而是“有述有作”。他直言不讳地指出,唐太宗设置进士科“志在牢笼英彦”、“为官择人”。他对“贵彼生知,耻乎下学”的浮薄风气很不满意,认为“风教颓圮,莫甚于此”;主张“人无常师,主善为师”,赞赏李相“北面而师”小吏的精神,称之为“旷古一人”!他论述才与识的关系时说:“才者璞也,识者工也;良璞授于贱工,器之陋也;伟才任于鄙识,行之缺也;由是立身扬名,进德修业,苟昧乎识,未有一其藏者也”,要成为“君子”,必须“美才高识”。这里讲的“识”,含有“德”的内容。唐代的诗人大都嗜酒,以致经常发生杜甫醉登严武床一类的“酒失”。王定保论道:“沈酗之失,圣人所戒,虽王佐之才,得以赎过,其如名教何?”他还指斥了文士“惜名”的风尚,说:“惜名掩善,仁者所忌,尧舜其犹病诸!”王定保在《论》、《赞》中提出来的某些观点,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《唐摭言》带有一定的考证性质,所载材料比较信实可靠。因为王定保是五代人,离唐代很近,他又“乐闻科第之美,尝咨访于前达间”,“时蒙言及京华故事,靡不录之于心,退则编之于简策”。向他提供材料的有陆扆、吴融、李渥、颜荛、王溥、王涣、庐延让、杨赞图、崔籍若诸人。他们都是当时的显贵或名士。如陆扆是丞相,吴氏是翰林侍郎又是作者的岳父,王溥是他的“从翁”,庐、杨、崔三氏则和他同年举进士第。所以,书中所载多是他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的事情。《唐摭言》一书,颇受后世著作家重视。宋初编《太平广记》,于它几乎十收八九;宋代余江人计有功撰《唐诗纪事》,也多取资于此。清代的《四库全书》收录了《唐摭言》,并且在提要中指出:“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,多史志所未及;其一切杂事,亦足以觇名场之风气,验士习之淳浇。法戒兼陈,可为永鉴,不似他家杂录,但记异闻已也。”清代文学家李慈铭虽认为王定保“识趣甚卑”,“所载多委琐”,却也不能不肯定《唐摭言》的价值,指出其“为考科名者所不可少”。在我们今天看来,《唐摭言》对于了解、研究唐代的社会、教育、科举、文学及人物,都有较大的参考价值。当然,这部著作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。如有的内容很荒诞,宣扬了迷信和因果报应。在结构编排上有些混乱,本是分门系事,但有的“门”和“事”不相符,或同一事分系两门,前后重复。不过这并不影响它的参考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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